Ocula | 当“全球南方”进入白盒子：和美术馆五周年展观察

坐落于顺德这座典型的中国南方制造业城市，和美术馆以“全球南方”为线索展开其五周年群展“根系比罗盘更清楚方向”（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策展前言援引“南方化”的相关论述——有学者主张从南方出发改写全球史，将其视为一股先于并深刻塑造西方叙事的文明流动——同时也提醒，若将这一概念绝对化，同样可能滑入另一套先入为主的叙事之中。在这样的铺垫下，“南方”在此被描绘为一幅流动的地图，时而被聚焦、拉远、淡化，甚至一度从视野中退场。策展把“南方”拆解为四个单元：艺术史（“穿过南方的回声”）、认知方式（“无限生长指南”）、仪式（“是你的歌谣吗”），再加上童文敏的个人项目“感知地理”作为结尾，分别从图像谱系、知识传统、身体与仪式等角度展开书写。四个板块并非线性论证，而更像四个不同角度的“南方切面”。

 

前三个单元中，数件作品打开了“全球南方”作为多种立场和实践的可能图景：第一单元集中呈现馆藏，林风眠、黎雄才、关山月的风景与花鸟画勾勒出岭南的现代视觉记忆；又一山人与林岚从香港市井与劳工文化出发描摹草根生活，让“南方”重新落回具体身体与生存处境之中。第二与第三单元则通过听觉与纺织等前现代的认知与生产方式、植物所承载的殖民历史，以及后科学语境中的民俗神话等，去复兴被政治经济和思想霸权边缘化的另类群体。

 

让人更深刻触碰到“南方经验”的，是那些扎根在某块土地及其关系网络的片段。在大竹茂夫的《蘑菇涅槃》（2019）中，沉睡的女孩被戴着菌伞、长着触角的孩童和生物围拢，真菌与人类、动物纠缠成潮湿、孳生、难以完全理清的生态图景，呈现出人、菌、万物共生的泛灵宇宙观。颜祺涵的《洞穴》（2020）取材于前苏联废弃航天现场，把如今哈萨克斯坦的局部历史、大国太空乌托邦与人类普遍的末世与重生想象结合在一起。索比·皮的《詹塔曼塔天文台》（2024）用淘汰的炊具敲打出柬埔寨乡村常见的波浪屋顶，为象征王权与宇宙秩序的印度古老天文台，赋予东南亚当下庶民生活的新含义。陈丽同的《蒙眼感知器（趴行宝石-青苔 II）》（2023），用玻璃、滚轮和 3D 打印零件拼出一截披着伪装色的“机械毛虫”，它遵循着工厂输送带的逻辑，在匍匐运动中把香港旧工业区的人类世阴影与被忽视的微小生命缠在一起。

 

与这些“落地”的片段相对，展览中也存在大量把“南方”拉向模糊地带的作品。一类是全球收藏展里耳熟能详的名字（从毕加索、米罗，到冈瑟·弗格、罗尼·霍恩），以及一批沿用国际当代视觉语法、几乎可以脱离具体地缘与政治语境独立存在的作品（从新波普、网络美学到极简主义雕塑），它们与展览的立意关联松散。另一类是本身极具生命力的“全球南方”实践，却因语境不足而难以被仔细咀嚼。比如何子彦的“东南亚批判性辞典”系列灯箱：画面随着观众移动在肖像与风景之间不断切换，暗示着被压缩在图像背后的区域历史与政治网络；然而在几乎没有文字和材料铺垫的前提下，这种复杂性很容易被消解为一种略显异域化的视觉效果。

 

童文敏的个人项目“感知地理”，在结构上像是第二、三单元的延伸与放大：身体本身成为一种感知与书写的工具。艺术家穿行高原、沙漠、河流与山地，在仪式性动作中，将中国传统里的“天人合一”具象化。这里，“南方”是一种对现代北方理性主义、主客体二元论的质疑。但当作品被安置在美术馆建筑中，它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宏大体验：十余米宽的影像、几米长的画卷、铺满地面的老式电视机和高起的平台，营造出一个气势撼人的场域。当代美术馆惯常的壮观与控制感与“谦卑贴近自然”的哲学之间形成了张力。

 

如果说展览内部呈现的是“全球南方”与“全球当代”之间的纠缠，那么和美术馆所在的城市则为“南方”提供了另一层坐标。二十多年前，顺德凭家电、家具等产业成为“世界工厂”的一部分，美的集团总部落在北滘；近年的改造项目把粗放的村镇工业园重塑为技术主题产业园区，北滘从“工业重镇”转型为“高新智造＋宜居新城”。这种从生产链条到生活方式的转向，代表了珠三角在中国内部扮演的“南方生产基地”和“中产生活想象窗口”双重角色。展览并未将“中国南方制造业”明写为主题，但它所谈的更广义的“全球南方”，始终浸泡在“中国南方”的在地语境之中，这样的策展思路应和了这座城市乃至该地区的定位与展望。

 

在这种语境下，和美术馆的观众结构也并不意外：与绝大多数中国当代美术馆相似，主要仍是跨城流动的艺术爱好者、本地白领与中产家庭，较少覆盖到城市生态中占比更大的一线工人。即便设有本地居民 50 元的优惠票价，对不少工薪阶层来说也并非毫无压力。票价本身并不是唯一门槛，却点出了一个结构性前提：当代艺术的生产与阐释，往往由一小群在全球当代艺术网络中高度相似的专业与中产群体来完成，无论他们身处北方或南方。

 

“根系比罗盘更清楚方向”也许更像一句自我提问。展览一方面指向来自特定地理、具体生命关系中的南方经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让这些经验在美术馆空间的秩序里被重组和调和。我们通过本场展览看到：当“全球南方”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话语时，它所触及的不只是南北差异，还有制度、阶层、知识结构与观看方式的复杂交错。和美术馆此次展览所呈现的，既是一次丰富而矛盾的尝试，也是一个无法轻易收束的问题场：在其中，“南方”换位、改写、移形，留下的是继续追问的空间。–[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