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天童，1999年出生，现就读于世界联合学院中国常熟分校，主修哲学、戏剧和中国文学，爱思考艺术，爱在艺术中思考。
傅天童: 我注意到您很多行为艺术作品都与现场观众有多种形式的交流，比如《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之一》（2016）是以眼神交流和口头交流为主；《快乐英梅》（2011）是以眼神交流和文字交流为主。那么您觉得《记忆碎片》（Mementos）（2017）这件作品属于何种的交流方式？
段英梅:《记忆碎片》主要是通过物件和小纸条上的文字来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交流，通过物件、小纸条、人、空间来构建一个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物与空间、空间与空间、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相结合的立体网络。
展览中的物件有我本人带过去的，还有几个月前我去上海时留下微信的新朋友借给我的，再有一些是在上海生活的我的老朋友的。所有的这些物件，我以一种童话的口吻，通过小纸条述说着它们不一样的故事，涉及到你我他还有它们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我希望用物件把我们大家联系在一起，在现今快节奏的生活中留下彼此的美好记忆。
傅: 为什么您运用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的方式呈现您的作品呢?
段: 自2008年以来，除了使用身体语言，在我的作品里我还有意识地加入了汉语、英语、德语口头语言，还有使用文字，比如将文字写在小纸条上。
只使用身体语言来进行艺术创作，对我来讲远远不够。在最近跟策展人李琦的聊天当中，他提到语言是非常有魅力的，因为我们日常的沟通和翻译主要都是通过口头语言和文字来实现的，大家可以讲出来也可以写出来。简单直接，这也应该是为什么我喜欢把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介入到我的艺术创作中来。
傅: 您在《记忆碎片》这件作品中融入了多种感官的体验，包括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
段: 多种感官体验的融入，是为了尝试让大家调动起不同的感官来和物件进行互动，这里观众可以听韩萧寒的音乐、看《猪的烦恼》互动式的物件&视频作品、触摸破碎天使物件、闻清凉油的气味、品尝茶叶和腊肉的味道。
傅: 在我看来，物件、人和空间是您这件作品的三大要素；您认为这些要素哪一个更重要，为什么？
段:这三大要素都非常重要。我想通过这三个元素建立一个大的、立体的网络架构。在这个架构里的人、物、空间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比如，坐在室内的地毯上，现场的观众可以通过窗户看到室外的皮影，由此建立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联系；在观看《猪的烦恼》（2017）视频作品的同时，大家还可以吃摆在这个视频前边的腊肉，我想以此建立一个人与物，人与视频之间的互动；还比如观众在听韩萧寒音乐专辑的同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房间里《猪的烦恼》的视频，还可以听到视频里他创作的音乐，这样，观众又更多地了解了这位音乐工作者。 如此环环相扣，将物与物、物与人、物与空间、人与空间、空间和空间连接成为一个大的整体。
傅: 展览时您全程都在场，并且一直在和观众交流。您是否会把和观众的交流与对作品的改进当作整件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呢？
段: 大部分情况下展览全程我都会在现场，我很享受也很习惯于和观众有各种各样的互动交流。在一些作品里我确实会刻意地把我和观众的交流及对作品的调整过程，当作整件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就比如《枫林草林儿童安养院》、《一夫多妻》及《快乐英梅》，但对于《记忆碎片》这件作品目前还没有想过。
傅: 我曾经从《英梅的色情身体》（2007）、《和日本男人的身体对话》（2008）等介绍文章中读到您对自己做行为艺术时主观体验的描述，可否从您的角度描述一下做《记忆碎片》这件作品时的过程与感受呢？
段: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展示过几次这一相同系列的作品了，每次都会涉及到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空间。由于每次的工作量都比较大，所以在展览开幕前的一两个月我就要开始着手准备。
准备过程中，我希望和借给我物件的人有交流，通过物件来对物件的主人有进一步的了解。在物件的选择上，大家一般会给我建议或我们一起决定哪个物件比较合适。然后我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进行文字整理工作。之后是物件的摆放，我需要思考怎样摆放物件，哪个物件和哪个物件放在一起等等,然后进一步对文字进行整理加工。
展览开始的时候，我通常以一个导游的身份来做一个现场行为，行为是通过声音和写有文字的小纸条来完成的。在这件作品里所有的物件观众都是可以互动的，通过小纸条上的文字还会产生更多其他的互动。期间我都会比较注意观察观众互动的情况。
最后涉及到撤展，有时我的作品撤展的时间比布展的时间更长，因为每次要离开一个空间的时候，我都会比较留恋。我的作品基本上是由我自己来撤掉，因为我非常喜欢静静地、慢慢地体会这里的一切，并且会为下次的展览总结经验。
傅: 在您的作品中，有很多与观众互动较多的行为艺术，比如《快乐英梅》、《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之一》及《与日本男人的身体对话》等；还有很多与观众互动较少的或没有互动的，比如《我爱电脑》（2005）、 《朋友》（2003）等。在与观众互动这点上，您觉得《记忆碎片》这件作品与您之前的作品又有了怎样的变化？
段: 互动在我的作品里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我还在一直尝试不同艺术媒介之间的互动。我非常喜欢互动这种方式，因为会遇到很多的惊喜，会增长我的经验和智慧，培养我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好的经验和不好的经验都会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发生。在《记忆碎片》这件作品里，艺术家不在现场的时候，观众依旧可以进行与作品的互动，这样的互动是我在这件作品中比较强调的一个方式。
傅: 在您的很多作品中都有用到中国的宣纸，比如《记忆碎片》、 《快乐英梅》及《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之一》等，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段: 其实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含义，我喜欢宣纸因为它很轻、很柔，而且看起来很朴实又很高雅。
傅: 在欣赏展览的过程中我发现您在《记忆碎片》和《快乐英梅》中哼唱的旋律有相似之处，请问这段旋律是您自己创作的吗？有什么含义在里面吗？
段: 旋律都是自己即兴创作的，我对声音和音乐很感兴趣，也喜欢把它们加入到我的作品中来。这几件作品里的旋律都有相似之处，因为我会把以前作品的旋律融入到新的作品中来。对于不同的物件与空间，我也会运用不同的旋律，这与展览中我所看到的，接触到的一切都是有关系的。至于怎样做更好的声音我还在不断地尝试。
傅: 我记得您说过在异地创作的时候喜欢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文化。并在这些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请问这次有没有将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理解融入到作品中？
段: 这次参与到我作品里面的人，有的是上海本地人，有的不是，他们都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从事不同的职业。在我与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会问及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和对那里的感受，这样的交流让我对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认识。另外展览开幕前在上海生活的那些天，我也对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感受。我希望有一天有机会能更多的了解这个地方。
傅: 您在《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之一》和《记忆碎片》中的着装很相似。请问这样着装的原因是什么？您对色彩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偏好和体悟？
段: 我的着装在作品里很多时候并不重要，有时我都穿同样的衣服，因为它并不影响我作品的本质。各种颜色的衣服我都喜欢，有些衣服的颜色对比比较强烈，而对于如何去搭配这些颜色，让他们产生一种全新的效果，我也很感兴趣。
傅: 在表演中，我曾冒昧向您建议将作品简介放在门外以帮助观众理解。那么在从前的作品中，您是如何向观众传达作品背后的旨意呢？
段: 展览期间，观众通常会看到打印在纸上的，关于这件作品整体方案的文字描述。在观看展览的过程中，我希望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艺术经验来解读我的作品。
褚梦儿1994出生，16岁和家人移居美国。本科期间在巴黎和纽约(纽约大学)学习艺术史，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内外当代艺术。她毕业后搬回家乡上海，从事策展方面的工作。
由于儿时在发音条件上的缺陷，段英梅从小就不爱讲话，但却时常与物件对话。在外人看来这样的行为无异于自言自语。在成长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沉默寡言的人的眼睛和耳朵都会出奇的敏锐，视觉和肢体语言可以打破言语表达的局限性。她爱读童话，着迷于童话中简单、天真、拟人的语言。
这一爱好也同她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移居德国后，由于对德语掌握不深，她的日常表达方式也像孩子一样以简单的语句为主。巧的是，第一次呈现像《记忆碎片》这样类型行为作品的地方是北京丹麦文化中心。提到丹麦，人们脑海中往往会立即浮现出童话故事。正因为此，英梅结合自己对童话的研究和自言自语的习惯给展览带去了多件物品，有她本人的，也有来自家人朋友的礼物，并在边上以主人的口吻为它们附上童话般的介绍，这些叙述物件与主人的故事的小纸条也从侧面体现出段英梅的天真好问的性格。
每将诸如《记忆碎片》这类作品带到一座新的城市，段英梅都希望通过艺术和当地的人产生互动。之前受邀参加四川美院的艺术项目《艺术家走进课堂》，她即兴决定将偶遇的学生老师的物件都加进她的行为作品之中。同样，在成都的展览中囊括的不光是一些成都当地艺术家，还有主办方和策展人的物件。将不同的艺术媒介加入到大型的互动行为作品是她在成都参加主流项目时萌发的主意。
段英梅在至今25年的创作生涯中，做了八九十件通过合作完成的行为作品。几乎从2006年起，许多合作作品在实施之前都是通过Skype和其他的网络社交平台完成的，因为大多数作品中她的合作对象来自世界各地。网络社交媒介的普及给她异地做作品带来了未曾想象过的便捷。就比如上回去了一趟上海，在一次晚餐上英梅结识了许多人，走的时候都加了微信，而后又通过《记忆碎片》这个纽带把大家又都联系起来了。
她经常做变化的展览，她的作品在展览中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在与段英梅的谈话中，她对 “作品一定要在展览前做完” 这一默认规则提出了质疑，并在实际行动中探索这个问题：有时一些看似未完成的作品，其实是她本人有意为之。她丝毫不怕将自己的“不完美”暴露给别人，她说：“我喜欢作品的不完美，这种不完美是我的一部分，并不影响我的作品。” 在布展过程中，不贴着墙边摆放的底柜，留一道缝隙的房门，都表现出段英梅对“不完美”的容忍，接受。
漫长的准备过程对她来说是行为艺术的一部分，尽管以参与者的私人物件和纸条为主的展览形式看似简单，但是纸条需要从很早就开始准备，一张纸上至多不过百字的描述可能来源于英梅与物件主人几个小时的语音通话或他们在咖啡馆里的面对面交流。
从整理文字到将这些文字誊写到纸条上的步骤有时可能会重复数次，时常在写完一张纸条后她又会发现更为恰当的文字来表达，最终文字一定要摆在空间里和周围的物件对照才能敲定，因为许多物件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很多次没有预料到的重复劳动使得段英梅在开展前连着两晚睡了不超过四小时。如果说布展与作品本身不可分割，那么撤展——这个不会出现在观众视线内的过程——对她来说依旧格外重要。段英梅特别享受这种一个人静静撤展的状态，想到这些物件不会再出现在这里了就感到有些忧伤，尤其是因为《记忆碎片》的展览里很多都是朋友提供的私人物品，需要及时物归原主。
段英梅从展览结束当晚到第二天下午都忙于撤展，试图将展览的不完美在最后时刻“修补”一下（比如怎样调整这件物品的位置来赋予它更生动完整的叙事性），离开前她会环视并分析这个展览空间，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也在脑海中构建下次展览的大体框架，例如是否应该在开幕那天多表演几次来分流观众，来避免这次表演中站在后排的观众视线被阻挡，因而影响观看整体性的问题等等。
除了带有即兴意味的“未完成”状态，串联起段英梅作品的另一重要关键词便是”互动”。策展人在展览中通常担当着一个相对理智的旁观者角色，而这次胶囊上海的展览则对此常规有些颠覆，段英梅希望让策展人成为展览的一部分（这一理念也曾在其他作品中体现），并通过将私人物品带到展览中与观众分享从而融入到作品本身。当艺术家本人不在展厅的时候，展览本身就成了一个由观众主动发起的行为作品。
不同于传统的展览，观众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摸、拿、闻、尝展厅里的物件。观众对展览的感受对段英梅来说极其重要，她喜欢听别人对展览的反馈，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她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
段英梅将胶囊上海的空间视作一个载体，将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聚拢到同一个平台，通过不同的艺术表现媒介，譬如录像、绘画、声音和装置，允许观众去听、去看、去闻、去触摸这些物件从而激发对自己过往的审视。这也解释了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坐在地毯上可以透过落地窗看到外部空间)以及室内空间里不同房间的对话（摆放在厕所的物件也许会与其他房间的物件遥相呼应)构筑的一个立体网络空间。
筹备展览的过程对段英梅来说经常像梦一般，这里的梦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更是她艺术创作道路的写照：从小就想学艺术，但是一直都没机会接触艺术的她在1991年做了一个口腔手术，在住院的那九天里常常梦到艺术。她父亲得知后，就让她学艺术，而后她的艺术道路顺利得像一个梦。
她也便习惯性地通过自己的感觉去诠释行为艺术，自由是她在创作中遵循的唯一原则，因为刚开始学艺术就是自由的状态。而这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她又不断给自己出题，并对题目分析，解析，再命题。对自由的追寻也反映在她对展览场地的选择上。各种各样的平台，无论在外人眼里看来有多另类都在她的考虑范围内，譬如厕所、监狱、地下室等等。不同的平台对作品的要求都不一样，然而她说“不管给我什么场地我都能去做创作，用这些不寻常的场地来发挥我的创造力”。段英梅没有固定的工作室，做了二十多年的行为艺术，早已习惯将她的工作地设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相比以往的行为作品，段英梅为上海的展览带来了最近才开始尝试的新类别的作品：物件与影像互动式的行为作品。《猪的烦恼（Melancholic Pig）》和屏幕边上的熟食腊肉，散落在地毯上的卡片和录影中的壁画都突出了她想探讨的现实与虚拟物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直白地将物与物之间的对话呈现在观众面前。房间的另一边播放着她的早期作品《自言自语（Talk To Myself）》, 电视机边上摆放着的正是那台当年用来录制这段视频音轨的录音机。无论在虚拟和现实世界中，这两件颇具历史感的物品呼应展览标题《记忆碎片》意在营造的物与物之间微妙却紧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