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囊愉快地宣布姚聪在阆风艺术的展览“无法沉寂的肉身”。展期为2026年4月3日至7月05日。
「对话艺术家」
译者、艺术评论人及研究员
研究英国左派思潮及工人运动史
长期为当代艺术期刊Frieze 及ArtReview供稿
这次展出的Golden Words系列距离上次公开展出的2021年已经过去了5年，社会和展览语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21年，我在展评里对它的理解是带有负面色彩的，是一种类似迷案凶杀现场和宗教裹尸布两种符号的结合，是对造成没有葬身之地状况的某种无声反抗，再加上文字所讽刺的对艺术家出身和阶级的精英主义视角。如今在2026年，本次展览依然以身体为切人点，但却变成了restless flesh，(无法安息的肉身，和中文标题略微错位)，所以，结合新的展览语境和新的世界社会秩序，这具看似已经安息了的肉身是如何与展览标题产生对话的?以及，如今对于白布上的文字有了哪些新的观点和解释?
姚聪：正如你所提及，现实语境的转变会催生出作品与感知之间的新生长因子。这种变动不仅印证了作品与评论之间的良性共生，更是对“持续生长”这一创作核心的切实践行。
过去五年，从气候危机、疫情到地缘政治冲突，世界经历了从“时间悬停”到“骤然压缩”的剧变。网络加剧了信息的密度和碎片化，让一切都搅入混乱的临界状态。这样的现实境况，可以说无限延展了作品的言说厚度，使其显得紧迫而显眼。冲突不断显化了我们对于可安身立命的“家园”的想象，然而在一切坍塌之中，无家可归反已然成为现状。这种困境可以从“行星化视角”来解读：当家园作为一种精神坐标与肉体记忆，在现代性制造的全球波动中摇摆不定时，“归家”便成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渴望。联系到我自身，从2019至2021年驻留在家乡西安的身体经验和思考而创作出《Gold Words》系列，到23年家庭变故导致实体“家”的消逝，再到24年重新出发去到香港，在这种不断的流变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无法归家的失落感。在边缘与中心的反复横跳，是一种思考与现实的不协调与不断的协商。
回到具体的提问：这具看似安息的肉身，与标题中的“无法安息（Restless）”之间出现了一种视觉与想象之间的张力，一种身体经验与思考过程（或者说理论抽象）之间的不相容性。其间被一种“幽灵”所占据，那是一种对已逝家园的怀旧。借助行星化的逻辑，或许无家可归的状态不再仅仅是丧失，而会成为一种重新思考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什么样的社会的一种伦理起点。同样的，我不知该高兴还是悲哀，白布上的文字如今正“熠熠生辉”。全球房地产投资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所标榜的’价值’，在后疫情现实中并未被瓦解，好像大家更加深了对认知资本主义高科技经济的依赖，这更加速了不平衡与环境衰退。
Q3.
提问者｜杨迪 Yang Di
2020年毕业于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并于同年获得毕业生奖及“大师生荣誉”。他的创作以影像与装置为主，常从小说、电影与文化符号出发，探讨权力结构如何作用于个体，以及在技术驱动的未来中，人类身份与经验的重构可能性。
观看你的作品让我想到了Felix Gonzalez-Torres的作品"Untitled"(Go-Go Dancing Platform)，似乎你也挺想站上去跳一下的，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在哪里跳舞呢?
姚聪：哈哈哈，是的，我确实会想跳一跳。这件作品在我挺早就注意到了，我喜欢这种身体语言的无保留性，但又觉得go-go boy这种都市夜店文化离自己比较远，那种高度景观化的，跳给别人看的感觉，并不是会吸引我的状态，所以它就淡淡地留存在记忆里。还有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方形》（The Square），Square作为一种复合概念非常有趣，也是我在标题中保留“方形”的原因，并在当时，我将其拼合成以“安全距离1米”为尺度的方形。
其实，我曾经是一个会随时舞动起来的人，现在也很怀念之前那种单纯与疯癫之感。当然，我还是更想在一种个人的场域之中独舞，不为谁，就为一种感受与时刻，它可以发生在洗澡的时候，夏天的暴雨之中，河边，山巅…
Q4.
提问者｜李鲁博 Cathy Li
舞蹈实践者、写作者、编辑，现为微信公众号「破耳」和「The Art Lab」的主编。她关注舞蹈作为社会连结的媒介，长期探索多元身体教育方法，并以实践为基础展开持续性的研究。
从2019年回到西安(某种地理上的回归)，到这几年西安和香港的不断往返，我想知道艺术家创作所关心的核心议题是否有所改变，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又是什么?
姚聪：对我来说，一切都在变中不变，在不变中变。创作的核心，似乎是在时空中的经验变动里不断被总结和确认的，也像是在具体的现实需求中被萃取的某种术语。如果非要给它一个落脚点，那依然是关于“如何更好地生活”的探索。联系到自己具体而微的当下境况，也携带着多年来所习得的语言和言语。我在具体的现实中，确认着由自己感受到的一切：身体（性与性别）、生态（山与自然）、父性（家庭关系与父权结构），并不断协商。当下，我尝试聚焦生态与酷儿未来性相互交汇的临界地带所潜藏的可持续的生存方案，以求活下去，并尽可能更好地活下去。
Q5.
提问者 ｜林叶 LinYe
策展人、艺评人
你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
你的家庭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姚聪：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总是会带我回到一种记忆、反思、甚至遗憾之中。然而文字是巧言令色的，太多的感受无法言表。家庭，或隐或现的持续作用于自我的感知；家庭环境，则是在参照点的不断位移中，形成一种“作为方法的‘家庭’”，从而达成一种主观确认与客观理论化。
我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关中家庭，其伦理核心为“家国同构”。祖辈勤俭持家，有意思的是，家里没人抽烟。我在家中不同代际的男性“老大”（爷爷、爸爸）身上看到传统的父权模式，比如“长兄如父”，“女人不当家”等。承蒙这种角色和义务，二爷（爷爷的弟弟）有机会去念书并在城心安家落户，爷爷和姑婆的子女则扎根在30公里外的农村。每年过年回农村老家，热热闹闹30几口人，一半生冷硬倔的农村人，一半带着市民情结的城里人。这种环境令我从小对“流动”、“城乡”等现实耳濡目染，并尝试以流动自居。
爷爷七十年代在村里创立建筑队，1982年成立建筑公司，到90年代参与县城商品房开发。这段“家业”支撑了我的童年直到研究生毕业。但在2014年、2018年持续发酵的“秦岭事件”和接踵而至的疫情冲击下，加之爷爷的离世，滋长了父亲对家业传承的重负，与政治命运的无力感相互交织的繁杂情绪。原本稳固的家庭结构在剧烈的现实境况下发生断裂。
我尽了全力去应对这些变故，2023年9月，我决定以“读博”进行一种精神与现实上的自救，这是一种求生本能。这一切经历都长在我的身体里，化作附着在体表的触手，感知着当下并作出反馈。借用电视剧《主角》里的那句话：把心中的憋屈都吼出来。
Q6.
提问者｜袁璟 YuanJing
写作者、策展人、译者
你刚刚创作了新的作品，请你谈谈这个新作品的情况，你是出于什么动机创作了这件新作品?
姚聪：我刚完成的这件影像是一组影像装置中的核心部分。它的雏形初现于24年初（在等待博士录取结果期间），一种难以言说的绝望与倔强，驱使着我渴求某种重新接触。在视觉想象上，我本能投向西部的戈壁地区，那种熟悉又陌生的景观，以及被无限削弱的社会“坐标点”，曾给予我在内陆家乡的呼吸空间。
但具体的创作到了2025年。彼时我已经身处湿润的香港，我时常在想或许自己是逃到香港来疗养的，但又觉得可笑，现实的引力根本无法逃脱。25年下半年，我又回到了西北进行筹备与拍摄，这不仅是出于制作成本的权衡，更带着一种对这片土地幽灵般的身体记忆。
再次回到荒野，此前那种无法言表的松弛感消失了。我立刻意识到，因为这次我需要更高的注意力和更多的人打交道，勘景，找演员，调配车辆与司机，其间的即兴成分被压缩，这个过程显露了资本的完全渗透，并且参杂着原初的“地方性”。我一度疲累地觉得，这或许是近期最后一次在西部戈壁中创作作品了，就好像荒野已不复存在。
在作品中，我将荒野视为一种自组织的形式，其间身体、机械和土地组成脆弱的回路，在“发展”的共谋下持续运转。经过一年中的现实遭遇和感知，我选择以不可见的“燃烧”作为底层逻辑，去呈现“群体危机”与“个体脆弱”之间的张力，同时，我决定在形式上做减法，将所有的能量聚焦于发生在荒野中的“触摸”这一柔软又意味深长的姿态上，从中渗出一种近乎变态的孤寂与悲怆。
Q7.
提问者｜周智溢 Zhou Zhiyi
于纽约Fordham University获得视觉艺术专业学士学位
后就职于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以及美国的多个美术馆和非营利机构，
现就职于胶囊。
一位艺术家的什么能力或品格是你最为看重的?是否有哪些具有这种特质的艺术家曾对你有所触动或启发?
姚聪：一种坚韧顽强的生命力，还有“德”，可能会是我更为看重的。
这或许受限于我的某种底层视角。不管拥有什么身份与职业，说到底，角色背后还是一个具体的人。能够以德立身，拥有生活的智慧并顽强地生活，是我珍视的品格。很多生活中遇到的前辈、朋友都对我有过重要的启发；但如果必须具体到“艺术家”，诚然，在我进入社会后所习得的艺术家，或读到的相关传记，都没能让我有更深、更真切的体验。所以我没法诚实地给出具体的“艺术家”名字。或许我一直没有太在意对方的身份，艺术家未必能给到艺术家最深刻的启发，但一个鲜活的人，会为艺术家带来真实触动。当然，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深深打动过我，因为我能真正地参与抵达与交流，它们蕴含着艺术家的某种精神面向，更是不断生成的作品本身。
Q8.
提到“无法沉寂的肉身”你还会想到哪位艺术家或作品？
姚聪：连接到上一个问题，那些深深触动到我的作品，恰好正是“无法沉寂的肉身”。
比如Ragnar Kjartansson《The Visitors》、Steve McQueen《Deadpan》、Felix Gonzalez-Torres的《Untitled》（billboard），这些作品呈现了一种冷静而极致的身体感，我认为它们是一种以负熵作为生命态度的宣言。还有Pina Bausch、Jan Fabre作品中那些暴露着极致生命力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