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薛萤
采访及编辑：杨梅菊
几乎是去岁春节前最冷的那几天里，我在阿那亚金山岭见到了正在驻地创作的薛萤。尽管是零下二十度的深冬，但山岭的颜色依然常常在一种极微小的频度间呈现出迷人的变幻，在共度的两天里，我们似乎被一股神奇的力量不断召唤着走向山岭，也不断在漫步的间隙、在深夜、在洒满阳光的清晨再三而往复地开启言语的征途。时间仿佛既少又多，我们的交谈则又悠长又迫切——它也许是我们此前无数次或浅短、或深刻的交谈的续接，更也许是在长久彼此观察和确认之后的一次全面剖白。
2022年，在曾经的十点睡觉空间，我第一次看到薛萤的作品——《发狂的妻子》《你爸没上桌，谁都不能吃》等系列，立刻被其表达的尖锐、激烈但同时举重若轻所吸引，同时吸引我的，还有薛萤对自我的标的——正如她的作品所清晰表达的那样，她也在多次的访谈里毫无保留地谈到创作背后的女性主义立场。后来我知道，这几乎算是薛萤人生里第一场展览，与此同时，这批作品也是薛萤从女性主义理论走向主动实践的出发点。也是站在那批作品面前，我看到薛萤区别于任何其他艺术家的最大不同，是她的诚实。
后来我对薛萤的关注里，既有来自同为一个（来自山东的）女性主义者对于同盟的天然好奇，也有部分“待验证”的心态：我想看看一个决定不再沉默、为自己也为女性共同体表达的艺术家，到底会在这个行业/这个世界上经历什么。
薛萤后来的经历，一方面印证了我的某些担心——一些显见的敌意和阻力、暗礁和搁浅，都一一发生了。但这些并没有打乱薛萤的脚步，她比我想象得要更有力量，前行得也更快。
2025年的上海11月，她在西岸艺博会和苏荷皓司的拱形画廊分别有两场呈现——《烦人的爱》和《这个世界教会我们如何吟唱》——无论是材料运用和作品面目，两场展览的气质可谓迥异，同时也以一种分明的平静和深刻区别于三年前的那种对抗性，我们既惊讶于她同时操作多线创作的整合能力，同时又欣喜于她在创作上所走向的广阔和自由。
在不断被一些声音和力量推远、排斥的过程里，薛萤也在筛选和确认着属于她的接收者、理解者、支持者和同行者。这个过程里，我作为旁观者目睹薛萤如何身体力行地既将女性主义作为一门需要严肃对待的学科，又将其内化为每一时刻的日常——她大量阅读女性主义书籍；为自己的工作室招募女性助理；不断地去同济大学听张念教授的女性主义理论课程；和共同学习者严肃地讨论性别话题并开通播客；走在深夜的南京路上，她会像铁梅那样对着当街撒尿的男的大声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在以上的每一个时刻，女性主义之于薛萤都不再是大声呼喊的口号，甚至也不是徘徊的低语，更不是某种方法论和工具，它变成了一种视角，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带来力量同时也带来滋养的新鲜空气。正如薛萤所坚定的那样：她可以不做艺术，但一定不会抛弃女性主义，因为后者正是她决定度过生命的方式。
以下是打边炉与薛萤的对话，按照惯例，发表前经由受访者确认。
命名和指认
ARTDBL：你早期的作品似乎是格外尖锐和激烈的，例如“发狂的妻子”这个系列。对那个时候的你来说，这组作品意味着什么？
薛萤：《发狂的妻子》对我来说确实是很重要的作品，也是当时那个阶段我思考的集中呈现。灵感就是我的妈妈。
小时候忽然有一天我意识到，只有爸爸回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吃新鲜的饭菜。我问她：“为什么爸爸不回家你就不做晚饭”，她脱口而出的回答很简单：“因为爸爸挣钱啊，如果你什么时候挣钱了，我就给你做”。
这句话对我印象深刻，她很长时间里都痛恨做饭的繁琐和沉重，我很小就会思考在她的世界里，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且她也一直有自己的工作，在股票、投资上也有收益，但她会有这种想法，觉得挣钱的男人应该吃新鲜的，而她不配，我也不配。山东这个地方很匪夷所思，为什么女性会被这样轻视，而大家又默认为合理和正常。当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足够显示出一个家庭的性别困境。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家庭和公共领域的讨论是二元分割的，家庭里的事是情感的、私人的，而公共领域的事是政治的、严肃的。但人是流动的，经验和感受也会互相渗透，好的东西会进来，有毒的东西也会渗过来。
在公、私领域被僵硬的二元区隔下，大家会把情感，私人性和女性的感受放在一个很虚弱、被动的、不可交流的位置上，或者在讨论女性劳动的时候，试图用经济量化的方式确保女性的位置，这种计算使用的依然是父权制的公式，用这种方式去衡量，只会让女性一直陷入这种逻辑里，永远无法真正被看见。因为情感，流动的那部分才是真正有营养的，无法被父权逻辑框定的部分。
ARTDBL：所以做《发狂的妻子》这组作品，对你而言首先是一种命名和指认？
薛萤：我当时做这件作品，就是想呈现一个像我妈妈那样的女人，一个在厨房里有些神经质甚至有点疯狂的女人形象。大家对女性的期待总是温柔、隐忍、顺从的“好女人”，但我妈妈就不服从这一套。她非常有激情，外放，坚强同时恨透了厨房和养孩子。
“私人的就是公共的”，即使在家庭劳动中女人也在调动很多知识和情感来做出决定和判断，个体是身体的存在，女性的位置从来不是虚弱和被动的。比起男性，很多女性更乐于关怀他人，能在奉献中体验到快乐和满足。但如果这种付出变成了反过来利用女性的手段和标准，变成了针对女性的规训，就会招致愤怒。
我也很讨厌“我支持女性主义，我会保护女性”此类的说法，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傲慢，距离看到女性的处境相隔千里。真正的看见，是接受女性残暴的、贪婪的、有攻击性的一面，她有这样的理由，她或许经历了很多事情变成这样也或许就是性格如此，就像男人不需要解释自己那样，女人也不需要总为自己解释。
《发狂的妻子》那系列的展览，反响两极，喜欢的人觉得特别有劲儿，对那种女性特有的压抑的愤怒感同身受。不喜欢的大多是男性，他们一般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就是觉得不舒服，这也说明作品触到了一些他们不愿意面对的，切身的和直接的东西。
控制和侵犯
ARTDBL：严格意义来说，你的第一件作品是那套表达母女关系的茶壶？
薛萤：茶壶是我研究生的毕设作品，也是我正式展出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件作品。刚开始创作的时候非常跟着感觉走，我并不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常常是做的过程中慢慢意识到它的意义。
那个茶壶我做了很长时间，从2018年就开始做，2019年毕业的时候才呈现出来，前后去了景德镇两三次。在景德镇，我发现那里的生产逻辑受官窑历史的影响比较僵化和流水线，与我想象中陶土创作的创造性很不一样，这让我想到过去经历中的那些控制和侵犯，比如家庭里的控制、学校里的刻板规训，这些感同身受的部分自然地带入到对材料的观察和感受里。所以那个茶壶的造型，壶嘴和把手都是在壶体内部的，有一种封闭感，是在讲我和妈妈的关系，那种共生又封闭的复杂性，甚至有点写实的感觉。
从研究生到创作初期，我其实一直在把自己生活中经历到的控制、入侵、侵犯，带入到作品里，所以对那些僵硬的自上而下的规则，我会有特别强的体认。最近做作品，这种对抗性没那么强了，因为我看待规则和外部的方式有所变化，过去伤害到我的东西变小了，我的世界变大了，作品也自然会往前走。
归属与束缚
ARTDBL：去年11月，你在上海分别做了两场展览，西岸艺博会的《烦人的爱》，还有苏河皓司《这个世界教会我们如何吟唱》，两场展览对材料的使用多元，面目非常不同。
薛萤：对，这两个展览虽然差不多同时进行，可能因为分开在两个空间或场地，呈现出来的面貌确实不一样，很多人看了都惊讶是同一个人做的，但对我来说，它们其实是我最近状态的一个整体呈现。我在《吟唱》中对于“家和日常生活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思考延展到了建筑空间，空间中的性别处境，边界的柔软与可变性。这些材料与我的成长经历和我现在住的环境都很近，家中的男性都是做钢铁的，爸爸经营大型型材，哥哥、舅舅都是焊工、钢铁工人、矿工，我对建造和实业工厂有一种熟悉感。我现在工作的工厂并不是雕塑工厂，而是一个做门窗加工的五金建材厂。我所关心的和思考的，需要我围绕日常生活中的材料创作，通过物理现实和感知现实之间的差异来表达。创造一个脱离现实的幻想世界不是我的兴趣。
ARTDBL：《吟唱》里带着尖刺的家具系列，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薛萤：那个系列让我意识到，可能对我来说，创作过程就是作品本身，我是做着做着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每一根尖刺的打磨，都需要面对一个高度运转的大型打磨机，将身体的重量压在每一根圆钢上去摩擦和塑造，这种近距离的对危险的测量会让我想到在生活经验中，身体与危险的距离往往比人们以为的更近。
工厂里很大的金属切割机床，尖角都朝上，一排排的，这样是为了把钢板垫起来，切割后的碎屑能流下去。让我震惊的是，那些尖角那么锋利，工人们竟然直接穿着鞋在上面走，但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居然一下子回想到，之前去一个英国同学家过圣诞节，他奶奶家里收集了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银器，排列得特别紧张，紧挨着彼此，每个都很精致，她的家和她的内在都有一种体面与温和里内含的紧张感，我对这种物与物、人与人之间时刻存在的某种张力总是很敏感。
本来想做一个有这种紧张情绪的小桌子、小凳子，给其他作品当展示台，结果打磨尖刺的过程让我逐渐看到了它在物品、建筑、边界、公共和私密之间的更多可能性，从材料语言上来说它自己就很成立。我在空间排列它们的组合方式，它像一个小笼子，一个小床，一个刑具或者欧洲公共空间里常见的排斥鸽子和无家可归者的敌意尖刺。我关心的是空间是如何排斥和安置他者的。
集体和共生
ARTDBL：厨房这个家庭场所，在你不同的作品里似乎有不同的体现？
薛萤：是的，西岸艺博会那场《烦人的爱》，是对厨房这个空间的创作上的延续，往前又走了一步。之前有关厨房的作品有很多女性的愤怒和攻击性，这次我关心的是厨房中女性的创造力和智慧。我经常在别人家的厨房中，看到那些用了很多年的铝锅，有刮痕，但被主人（通常是女性）小心养护着，这种对煮具的爱护，和那种束之高阁的对银器皿的爱护是不一样的。这种朴素的情感里有一种持续性的对于内在的关心，我觉得很重要。
我奶奶那辈用铝做锅很常见，现在因为铝不够稳定已经慢慢被现代厨房淘汰，老人说起农村的生活，收集易拉罐烧化了现场倒一口锅，锅用破了也可以熔掉再做别的，材料与属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口锅的边界和形态也是流动的。
最初本来想买纯铝来做，但因为在找工厂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最后决定反过来，不遵从生产的逻辑——材料变成煮具，而是从煮具返回为材料。加热、捶打、敲击，食用级别的纯铝会比通常的铝更软一点，反复的敲击后，有的锅具看起来像回收金属时的压缩状态，有的很像厨房的锡箔纸，有的我在表面雕刻出老式蕾丝的纹样，有的则是在几乎破裂的边界。过程就是作品本身。
在《味道：干》里我用自己和朋友的锅具在炉灶上加温，在布面上留下时间和热能的痕迹，即使是同样的加热时间和火焰大小，不同的锅具中对于热量的吸收和释放也截然不同，有时只是浅浅烫痕，有时会直接烧穿布料，厨房如战场，神圣不可小觑，绝不像知识理性那样“合法合理”，而在厨房的工作意味着如何理解与使用这些复杂的知识与能量，难度等同于如何处理自身与他者的边界，这是一些很被小看了的智慧。
ARTDBL：未来的创作还有什么想尝试的？
薛萤：我想围绕“手的工作”做更多集体创作，“手工”可能很容易落在手工艺的某种技术性追求，“劳动”感觉有一个具体的社会学语境，但“手的工作”是由手的触觉，身体感知觉与思考共同协作的。同时，厨房对我来说太广阔了，里面有生命与死亡的循环，有内与外的连接，有女性的创造力和智慧，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值得一直挖掘。我也想尝试更群体的创作方式，因为与他人的关系总是能让我看见很多东西。
私密和公共
ARTDBL：你是如何进入当代艺术，并渐渐找到自己的方向的？
薛萤：我其实是用本科时期的服装作品申请的研究生时期的当代艺术专业。我一直很喜欢缝纫，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做服装的成绩总是很差，经常被判C，最多能得个B-，真的很挫伤我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但如果只论衣服作品本身，我好像又还可以，例如他们会选我的衣服作品去参加奖项的评选。因为学校对服装作品的评分标准看重过程性的逻辑，每一个步骤必须严格记录，不能完全跟随个人的感受，也不能从抽象中出发，导致每次我记录制作过程的得分都很低。后来老师说我做的作品还是像纯艺，就鼓励我去申请这个专业。
研究生期间我的专业叫contemporary art practice，先后学习行为艺术和公共领域，这是我人生中学生阶段最开心的两年。跟着Nigel Rolfe，我从他对私密性和脆弱性的强调、尊重中学习到很多，同时也看到很强的公共性，第二年我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学习非常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微观政治，Mel Jordan通过protest、minifesto的工作方式来反“公共”，非常自下而上，也非常具有私人的政治性。
两段学习各自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启发，到今天依然觉得很先锋。
ARTDBL：你在什么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又在什么时刻开始将其纳入创作体系？
薛萤：我觉得这两个时刻对我来说是在一起的，没有特别明确的分界。其实我一开始做创作，根本没有想过 “女性主义” 这个分类，我会默认创作者就应该是女性主义者，如果看不到他人和自身复杂的处境，你在创作什么呢？
我非常本能地从 “家” 的视角开始，很小我就开始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在一起，为什么分开，而“家”又是人类关系中最庞杂、最晦涩难明的场域，带给我的痛苦和灵感最多，是我个人心智成长中最核心的部分。
我很小就看到很多人和家人的关系很痛苦，绝不是那种儒家文化强调的 “孝悌和睦”。我爸爸到现在还会觉得他的妈妈，也就是我奶奶，更偏心大伯，对他不公平，他会因为这个难受，觉得自己付出的责任和爱比大伯多很多，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这肯定也在影响着更深层次他对其他东西的理解。这种对于爱的困惑，一直在困扰着每一个年龄阶段、每一个代际的人，只是有人选择了自我欺瞒，“因为我们是血缘关系，所以必须在一起”，这个理由很牵强。
所以我从创作一开始，就想了解“家”或者爱对我们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渴望爱，关系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可能。到了研究生阶段，我开始读女性主义理论，正好能帮我理解成长中的困难，理解自身与她人的处境，所以女性主义对我来说，是看见自己和世界的方法，一种有别于主流的知识理性的方法。
限制和松动
ARTDBL：从女性主义理论走向艺术实践，这一步是如何实现的？
薛萤：真正明确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把它融入创作的核心，是在回国之后。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理论，比如张念教授、专注在交叉性的黑人女权主义者、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的文本，很有触动，但还缺少在现实生活的真正搓磨。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冲击，从一个相对理想和健康的学术环境，进入到复杂的艺术市场和社会生活，更具体的经历了女性会遇到的各种偏见和阻碍。同时因为我的工作方法，我所关心的女性处境中困难但普遍的那部分，很容易挫伤一部分男性。在工作中，也容易遭遇一些出自于对女性主义不满的刻意打压。
ARTDBL：从最初到现在，你作为一个在创作中践行女性主义的艺术家，感受有发生变化吗？
薛萤：现在回头想，我当时的选择肯定是基于一种诚实，但同时也很天真——因为无法假装和粉饰身处的世界中不存在诸多问题，那就理所应当地应该直面，至少不能让问题处于隐形。从2022年第一个个人项目开始到现在，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这几年的经验，也确实感受到谈论女性主义所遭受的偏见和误解带给艺术家的职业限制很大，但我依然觉得还是有可以松动的空间。
ARTDBL：你所提到的“限制”具体是什么？你感知到它的过程是怎样的？
薛萤：当然会有具体的职业上的限制，比如会被默认只能出现在女性艺术家的展览里，环境的滞后和语境的受限或者需要经常在工作中处理很容易感受到冒犯的男性自尊心（嘿嘿）。
我们曾经聊起过，为什么上一代的女性艺术家前辈，不希望被强调自己是女性艺术家。随着在行业里经验的累积，我愿意将这样的选择本身看作是一种抵抗，即使是一种非常消极的抵抗，而且没什么用。不管是艺术史还是今天的行业环境都有一套主流的男性话语书写的规则和秩序，这套规则本身并不利于女性出发挥自己的深度。女性很特殊，这种特殊决定了我们拥有不一样的感知觉的调动方式，在从月经到生育都有一套内在运行的自然秩序，社会生活的困难成就了女性的敏感，对于疼痛的感知与接受帮助了我们更容易建立女性经验体，更容易理解彼此的处境中复杂的部分。不去拥抱这些是很可惜的，在男性话语主导的领域工作，也不意味着一定要继承那套腐朽僵硬落后的逻辑，还是寄托希望于找到自己玩耍的方式，玩耍的过程中创造我们自己的规则。
新鲜空气
ARTDBL：既然如此，会不会经常有不确定还能不能继续下去的感觉？
薛萤：我时时刻刻都在怀疑，但怀疑的不是女性主义本身，而是这个行业能不能接受女性主义。确实太难了，每一步都不容易，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经历也比较特殊，从来没觉得哪件事是特别顺的。有非常具体的生存层面的困难，支持非常有限，也有对于自己的怀疑，对于信念的坚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常是走三步倒退两步，幸好总体看起来是往前走了一步。
ARTDBL：这些困境会不会导向某一天和女性主义的割席？
薛萤：我无法想象要如何刻意排除掉女性的视角去工作，女性主义对我来说，不是身份或者标签，也不是站队，而是对于自身生命经验的认同和接受。就像呼吸一样，女性主义的新鲜空气对于保持健康和活力是非常重要和有益的。我没办法想象刻意脱离自己的性别去创作。
我从妈妈身上继承了很多坚韧不屈的东西，即使面对很极端的处境和挑战也会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可以应对。她在遭遇车祸意外面对庞大消极的医疗系统时的那种坚强和韧性，我在男性身上从没见到过，后来一位策展人老师告诉我，“我也是当妈妈的人，坦白说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我本来就不是那种从小就立志要当艺术家的人，对艺术家这个身份也没有什么幻想，更没有什么包袱。我对艺术的理解和进入方式，不是传统的路径，不会被艺术家的身份绑架，也没有进入男性书写的艺术史的需求。就像我的一个好朋友经常说的那样，创作是一生的事情。重要的还是创作本身。
再干500年
ARTDBL：所以你没有被吓退？
薛萤：我以前确实总是往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作品尖锐的时候，人应该沉默一点，才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但即使这样做了，依然还是会遇到很多阻碍，还是会被针对、被排斥，我就特别沮丧，不知道还要怎么做。
但后来好友的话点醒了我：“是因为你做的是女性主义，本身就让一些人不舒服”。她还说，“如果你觉得很脆弱或者很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就想一下，你不是来做艺术家的，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句话很鼓舞我，听到就觉得老娘还可以再干500年。
ARTDBL：那我理解了，对你来说，并不是当代艺术要去所谓包容女性主义，而是女性主义涵容艺术的过程。
薛萤：艺术是非常高强度的感知觉和想象力活动的场域，但是目前我所身处的行业空间太狭窄了，它的对话空间、发展空间和支持系统都很有限，有时也会有功利和虚荣的部分。虚荣心真的是创作的毒药。
相比之下，女性主义是一个在这些既有的框架之外更有活力的一个场域，它涉及到自由、生命、知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方方面面，关乎每个人的处境和尊严，它的历史总是忽明忽暗的，但却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我觉得真正的创作，应该是抱着这种信念去做的，我的敏感和对痛苦的感知能力帮助了我探索女性盘根错节的复杂处境，而创作则是识别并给予这种情感强度的感知力一个归属，至少在艺术的创作上，痛苦与激情理应同在。
ARTDBL：我很好奇，你会不会也常常有那种觉得自己是 “不彻底的女性主义者”的时刻？
薛萤：我觉得“不彻底的女性主义者”这个词语就不应该存在。女权主义不是意识形态，更没有审核标准，对于女性主义的投入更不应该成为对自己和她人的限制。
不过有时候我会讨厌自己，比如因为害怕恶意有时候脱口而出说了讨好的话，有时候会因为回避冲突而选择沉默，有时候会对自己的身体不够接纳，但意识到这些真实的反应的同时，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愿意继续追问，把这些视作对理解女性和处境的探索对象。
我想了解的是关于女人在复杂的世界和处境中成长、失败、反省的运动过程，我自己不是那种跌一次坑就能学会教训的人，有的坑我会跌三五次，但我想追问的是，我为什么会跌这个坑，这个坑对我来说是什么，我一次次主动地回到这个坑里是要辩护什么，这次我可以试试开拓什么新的路线走出来等等，和创作一样，女性主义也是一生的过程，不如趁早从没有女性的位置的房子里走出去，制作属于女性的思辨玩具，在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活跃之中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