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内都市文化与酷儿美学的转变。
对于英国和其他一些地区，2017年堪称同性恋平权进程的重要一年。同样地，这一年抑或代表了台湾酷儿群体生存状态的重大突破。今年五月，经司法院裁决，台湾将成为第一个认定同性婚姻拥有合法地位的亚洲地区。然而，在汉字文化圈注1，酷儿视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典型的欧美视觉运动的身份政治和出柜。从马来西亚出生、定居台湾的蔡明亮那倾注了痛苦、欲念与深思的电影作品，到近期以雌雄同体形象示人的，定居北京的艺术家高源与伴侣／合作者Anita Pan（潘丽），相反，这些艺术家常常将酷儿与城市和都市景观联系起来。生活在台北、香港、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艺术家们想象中的同志空间，将我们指向了一个自为的平行世界的构筑及其更多的可能性。
今年九月，在台湾那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4个月后，“光‧合作用-亚洲当代艺术同志议题展”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开幕。作为东亚大型博物馆中首次亮相的此类展览，该展共展出来自22位艺术家的51件作品，其中包括代表香港参加今年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同志作曲家、声音艺术家杨嘉辉(Samson Young)的作品。他的《静音情境》（2014）顺应了这座海港城市的社会政治背景：一座文化和历史区别于其它东亚城市的大都会。《静音情境#5：静音合唱》是一件录像装置，演唱者们在里面轻声唏嘘、窃窃私语、吸气，变换脚步，飒飒翻动乐谱。除了出声歌唱，演出的其他要素样样俱全。该影像作品巧妙地表现了当前香港及汉字文化圈其他地区对于控制、审查和对公共生活参与的忧虑，而对于非常规性取向群体而言，这一感觉尤为强烈。
中国视频艺术家陶辉的作品《谈身体》（2013）通过一种毁灭性的亲密感，展示出来自性别和被人类学家路易莎·沙因(Louisa Schein)称为中国“内部东方主义”的双重负担注2。在这引人入胜的作品中，艺术家穿上庄重的黑色，扮演一位中国穆斯林年轻女性，身处一间陈设简陋的房间，坐在床沿，他/她精心地用种族分类和人体测量学的伪科学语言向一旁的观众描述他/她的身体。这一作品提出了在汉族主导的中国社会中，对于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带有男性主义、女性主义色彩的关系的探讨。
二十年前，台湾作家、学者纪大伟将“queer”音译为酷儿，字面意思是“酷小孩”，从而使得该词脱离了其早期的英语本义：古怪的，奇怪的，并移除了19世纪晚期该词在对同性恋行为批评中的贬义使用。它呼应了后来LGBT群体针对“queer”一词的积极自我认同，同时，它也成为了更具广泛性与包容性的术语注3。
1997年，英国结束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在同年上映，这是一部经典的汉字文化圈酷儿电影。然而，在欢欣鼓舞的民族主义、部落化的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来看，都市世界里，那些发生在夜间的亲密关系并不亚于乌托邦。随着摄像机镜头，我们凝视着何宝荣（张国荣饰）和黎耀辉（梁家辉饰）缠绕的躯体，跟随两位男主人公步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酒吧、夜店和深夜快餐店。而这些，都是王家卫在香港拍摄的电影中常见的场景。与王家卫多次合作的摄影师杜可风用镜头表达了一种既视感（déjà vu），其视觉效果也十分强大。夜晚，这座城属于我们。
在中国，1997年同性恋非罪化，2001年，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被移除。然而，尽管有诸如李银河等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多次呼吁，同性婚姻在中国尚未受法律认可。当歌星李宇春在2005年《超级女生》中获胜并吸引了一大批女粉丝后，李银河对此的评论为：“李宇春热”标志着中国女性从传统的性别规范中胜利解放注4。同年，上海涌现了越来越多自信于自身同性恋身份的人士和夜间的亚文化。然而，来自社会和家长的压力仍然催生了一桩桩复杂的家庭协议，包括女同志和男同志间的形式婚姻。袁园和何小培创作的纪录片《奇缘一生》（2013）揭示了这些问题，它记录了四位女同志在两年间的亲密生活，以及她们复杂的商谈过程和精心编排的婚礼仪式。
尽管在民间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近来，李银河的呼吁还是遭遇了保守的官方定论——相继推出在国家电视台（2016）和互联网（今年上半年）对同性恋描述的禁令。同时，也伴随在过去的两年中，对于酷儿线上与线下社交的空间缩减。最受欢迎的女同性恋社交应用“Rela热拉”曾拥有五百万多个用户，也在近期被关闭。这或许与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事件有关。焦虑的父母在那里举着手写的牌子介绍自己的孩子，试图帮他们找到合适的配偶。在“Rela热拉”的支持下，一些母亲在“相亲角”介绍自家的单身同性恋儿子或女儿，并试图提高公众对LGBT权利的认知，但最终在其他父母和安保人员压力与对抗下被迫离开。事实上，“Rela热拉”不光是个约会应用程序，更是个多元的项目。在2012年发布后，还曾推出一些女同性恋主题短片、直播活动和一部情景喜剧。
然而中国的各大中心城市已经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当地的同志群体展开了各项战略性的尝试以争取他们的权利，其中就包括一年一度的上海骄傲节（2009年至今）以及每年九月份举办的酷儿影展，首届的主题是“我们在这里”。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性产业也实现了发展——即人类学家Lisa Rofel（罗丽莎）所谓的“渴望中的中国”，充满活力的青年文化回归城市注5。上世纪70年代末，一些公共厕所和公园开始成为同志活动地点，其中就有著名的“金三角”，它包括外滩的一部分以及苏州河沿岸。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强调自我认同的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也开始出现，其中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或许是Eddy’s Bar和Shanghai Studio。这两家酒吧在彼此对面的角落，以至于后来到此的许多国际友人直接称这里为上海的“同志街区”。
直到最近关闭，Studio一直是个特别迷人的空间。它改造于一处防空洞，在其迷宫般的黑暗走廊、室内穿行，出汗、会引发幽闭恐惧的体验堪称奇妙。这里曾举办过令人记忆犹新的派对、狂欢表演、艺术展，它的多元而欢快的客群是我所到过的任何酒吧都无法比拟的。2009年，LGBT网站Utopia Asia声称随着“自由的风继续吹”，上海有力地挑战了香港作为“中国同志之都”的地位。城市的夜生活与其它经过重新发掘、改造的世界大同主义元素，在此一道被欢呼庆祝。
这种场所逐渐消失的悲伤——消失的舞蹈空间和中国夜店里的年轻人的乌托邦，弥漫在摄影艺术家陈维的《在浪里》系列作品（2013）中，夜店中汗湿的人们孤立无助却美丽地沐浴在静默、幽灵般夜店空间的灯光之下。在今年年初展出的系列摄影与装置作品《新城市》中，这位艺术家明确提出他希望突出人们对于城市的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距……而差距即是悲剧元素之一。他似乎在表明，这座城市作为自为创造的场所已经沦陷。
从上世纪的首个十年以来，上海便常在大众文化和视觉表现中被性别化。生于新加坡的华人艺术家黄汉明（Ming Wong）现居德国柏林，被上海复杂的身份和当代后殖民地、同志亚洲世界大同主义的多重身份下的混乱与全景印象所吸引。《明年》（2015）摄于上海一家以法国爱情悬疑片《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命名的波希米亚风格咖啡馆，以及原法租界区（取景地大致契合上海现在的同志街区）。在这部作品中，黄汉明分饰女性和男性角色，他的脸与原片主人公的脸不时融合。人、场景和地点的不断并存中，主体性、时间性和地域性的概念都被一一颠覆。
也许，如José Esteban Muñoz在《Cruising Utopia》（乌托邦漫步，2009）中所说，“酷儿的存在于我们是一种理想，可以从过去中提炼，用以想象未来”注6。就像高源的《月晷》（2016）掠过的梦幻而多变的都市景观，今日酷儿汉字文化圈的视觉文化为我们指向了一座遗失而又未至的城市。
1 这里指的是所谓的“大中华区”和Petrus Liu对汉字文化圈的定义：批判的地域主义，一种既有资本主义的影响与反资本主义蕴涵的少数话语和政治运动。Petrus Liu，《Why does Queer Theory Need China》（为什么酷儿理论需要中国），Positions，2010，第315页
2 Lo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中国的性别与内在东方主义），《Modern China》，1997，第69–96页
3 纪大伟主编，《Queer Archipelago: A Reader of Queer Discourse in Taiwan》（酷儿群岛：一位台湾读者的酷儿话语），元尊文化，台北，1997
4 鄢烈山，《社会学家李银河：超女是“跨性别主义”的胜利》，《南方周末》，2005年8月25日。参见：Eva Cheuk-Yin Li，《Approaching Transnational Queer Stardom as Zhongxing Sensibility》，《East Asian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东亚大众文化杂志），2015
5 Lisa Rofel，《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渴望中的中国：新自由主义、性别与公共文化实验），杜克大学出版社，杜伦，2007
6 José Esteban Muñoz, 《Cruising Utopia: The Then and There of Queer Futurity》（乌托邦漫步：同志未来的当时当地），纽约大学出版社，2009
©️ Frieze (No.191, Nov-Dec 2017)
